北京市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状况及成因研究

所谓“职业倦怠”，是指丛业者因不能有效缓解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工作压力，或深感付出与回报不对等而表现出的对所从事职业的消极态度和行为。
　　国外的大量研究资料表明：职业倦怠最容易发生在助人行为的丛业者身上。教师职业作为一种典型的助人行为，自然也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现象。教师职业伴怠的危害不仅在于其个人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更在于它会影响到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发展，使学生成为“最终牺牲者”。因此，近年来，国际范围内，人们在重视教师专业发展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
　　在我国“职业倦怠”一词近两年才开始出现在研究者的笔端，但在职场中这一现象已蜚罕见。不时出现在教师的失范行为中，职业倦怠往往是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了解幼儿教师的职业态度和从业体验，查明我们的教师队伍中的职业倦怠状况及其成因，从而为预防和应对提供依据，我们对北京市50所不同体制幼儿园的447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如下：
一、北京市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状况
　　表1显示，在所调查的447名幼儿教师中，2.9%的教师有严重的职业倦怠表现，59.5%的教师有比较明显的倦怠倾向，基本无倦怠的教师占37.6%。处于“严重倦怠”状况的比例虽然较低，但59.5%的人已“有较明显倦怠倾向”，这不得不引起社会和幼教界的足够重视。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对北京市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倾向，已是当务之急。
　　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生理心理方面。这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88.5%的受试感觉自己经常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86.7%的受试总在担心出事故；63.8%的人反映自己常感烦躁，常希望能一个人安安静静呆一会儿。
　　2、个人生活方面。63.8%的受试认为工作占据了自己很多原本应该享有的闲暇时间；47.3%的受试感到自己在家里的脾气开始变坏；常常为一点小事对孩子和家人发火的人达55.9%。看来，职业倦怠已经影响到相当一部分教师的个人生活。
　　3、工作方面。65.6%的受试反映自己上班时常常盼望着下班，以便找地方放松一下，以缓解工作带来的紧张情绪；71.0%的人表示下班后根本不愿再提工作上的事；48.4%的受试表示不时有离职的念头；26.9 %的受度后后悔当初选择了幼儿教师这一职业；部分人甚至表示，只要能找到一份待遇还可以的工作就想改行。
　　总之，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幼儿教师的职业态度和从业体验不容盲目乐观。职业倦怠已经影响到她们的生活、工作和身心健康。而疲惫和对事故的担忧，更是成为困扰几乎所有的幼儿教师（85%以上，包括“基本无倦怠”的教师）的突出问题。这一情况很值得重视和深思。
　　二、影响北京市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
　　在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中，我们把影响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分为背景性因素、社会因素、组织因素、职业因素和个人因素。
　　1、背景性因素与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
　　所谓背景性因素，主要是指教师的年龄、教龄、所教班级、所以幼儿园的体制等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教龄、所教班级、所以幼儿园的体制对北京市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的影响不一。有些结果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以及我们的理论假设有较大出入。
　　（1）教师的年龄。Maslach&;Jackson（1981），Schwa Iwanicki，(1982a)，Anderso Iwanicki(1984)，Schwab et al,(1986),Ru el et al.(1987)r 的研究发现，年轻教师比年老教师容易倦怠。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了这种差异，年龄发界约为40岁左右。但由于40岁以上样本人数较少，结论是否有普遍性，还有等于进一步验证。
　　（2）教龄。Anderso Iwanicki(1984)的研究发现，教龄在13"24年的教师较容易表现出自我成就感的降低；Borg&;Falzon(1989)认为，教龄在20年以上的教师比较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现象；Fe ler指出，在教师发展的八个阶段中，“引导阶段”（从教后的前几年）和“生涯挫折阶段”（从教15年左右）是职业倦怠的易发致命伤；而Steffy的“教师生涯发展模式”则将教师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认为在“退缩生涯阶段”中的“持续退缩”时期（基本相当于Fe ler的“生涯挫折阶段”），教师较易产生职业样怠感。我们的研究则发现，从则参加工作到有23年教龄的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现象分布比较广泛；而这一情况在教龄超过23年的老  教师身上则明显好转（见图1）。
　　虽然图1显示，在教龄为1"23年的幼儿教师中，8、9、16、19年教师职业倦怠的比例较低，5、11、12、15年者的倦怠比例较高，但似乎尚不足以验证国外有关职业倦怠与教师发燕尾服阶段相关的观点，也难以确定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易发阶段。这是否正反映了幼儿教师职业的特点，尚有等进一步研究。
　　（3）所教年龄班。相当多的研究证实，在中小学校，学生的年级越高，教师越容易产生倦怠感，高中教师比初中教师更容易倦怠（Anderso Iwanicki,1984；Beer,1992 urke&;Greengla ,1989b等）。而我们的调查结果则没有发现类似情况。托、小、中、大班和混龄班教师的职业倦台发和率没有显著差异。
　　（4）所以幼儿园的体制。我们对比了北京市四类不同体制幼儿园（公办、民办、集体办和企事业办）以及体改园和非体改园教师职业倦怠的状况，结果显示，幼儿园的体制对北京市幼儿教师的倦怠没有显著影响（见表2、表3）。
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假设——“幼儿园的体制会对教师的职业倦怠产生影响，公办园教师的倦怠现象会低于其他体制园”——不一致。从表2看，公办园教师职业倦怠的民生率（68.5%）甚至高于其他园，尽管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这一结果也非常耐人寻味。它说明什么？如何解释？需要深入研究、探讨。
　　2、社会因素与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
　　所谓社会因素，指的是教师工作、生活的社会大环境。主要包括社会变化和教育改革对教师职业的要求和期望、公众对于教师职业的认识、家长的态度等。
　　（1）社会变化带来的新要求与高期望。可以说，所有有关职业倦怠的研究都看到了社会变化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研究者一致认为，近几十年来，社会变迁及其所导致的教育改革不断对教师职业提出新的要求和期望，使教师不断面临新的挑战。这固然为他们提供了专业发展的机会，但同时，这些要求和期望也给教师造成愈来愈大的压力（Mark A Smylie,1999）。而“职业倦怠”恰恰就是从业者因不能有效缓解过大的工作压力而导致的对所从事职业的消极态度和行为。这说明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新要求与高期望，是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研究证实，“不断变化的要求与期望”是社会因素中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起主要影响作用的变量，其总效应系数为0.4443（见表4）。
　　（2）公众对教师职业的认可与尊重。国外不少研究发现，公众对于教师职业普遍缺乏正确的认识，“学生、家长、管理者和社会都没有把教师当作专业人员来给予他们必要的尊重”；“教师失败时常常遭到责骂，取得成功时却得不到任何的肯定和奖励”。对此，Farber(19910指出，那些从未当过教师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教师职业，他们对教师职业的看法通常是：当个教师很容易；教师的暑假；教师付出很少却得到很多……正是由于公众对教师职业的不理解和不尊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师的职业倦怠。
　　在我们的研究中，社会对幼儿教师职业的认可与尊重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总体影响虽不是很强，但其直接影响却高达——0.14，在所有变量中居首位（见表4）。这表明，提高公众对幼儿教师职业的尊重与认可水平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减少其职业倦怠。
　　（3）家长的态度和认识。国外的许多研究提示，尽管家长的扶持和参与对教师的工作和学校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但不幸的是，目前家长往往成为学校教师压力的主要来源（Farber，1991）。而且，家长的认识和态度作为“公众的认识”的重要部分，对教师职业也缺乏必要的尊重和认可。这些都成为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家长的态度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相对较小（见表4）。这或许与我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有关，或许反映了我们的教师对家长的态度缺乏关注。
　　3、组织因素与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
　　这里的组织因素，是指个体所在组织的特征，包括职业角色定位、工作量、知情权与决策参与权、待遇与专业发展机会、社会性支持等。在职业倦怠研究兴起之初，个体所的组织的特征就一直受到较多的关注。因为研究者发现，导致从业人员职业倦怠之首要因素——压力，往往直接来源于组织。
　　我们的研究显示，与社会因素、职业因素和个人因素相比，组织因素对北京市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的影响最大。　　（见表5）
　　（1）角色定位。很多研究（Cu ingham，1982，1983；Kyriacou utcliffe，1977a；Farber，1911）都指出，职业角色混乱、角色冲突是导致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
所谓职业角色混乱，是指从业者不清楚自己的责任、权利、目标地位和应尽的义务。这种现象往往是因其所在组织未能对其职责做出明确的规定，或者未按规定担任而造成的。而角色冲突常常发生在从业者感到组织所提出的要求前后不一、相互矛盾或不恰当的时候。萨顿（Sutton，1984）指出，以下情况最容易导致教师的角色冲突：①要求教师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但却不允许教师使用最好的教育方法和课程资源；②要求教师负责班级的工作，但却不给他们相应的权利。此外，当教师经常被要求做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时，也容易产生角色混乱和角色冲突。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教师职业角色的同一性（而非角色混乱、冲突）对职业倦怠有影响系数为—0.1856，这说明，明确教师的职责、义务、权利和目标，可以起到减缓其职业倦怠的作用。（见表6）
　　（2）工作量。大量研究（Blase，1986；Borg，1990；Borg＆Riding，199la；Borg，Rlding＆Falzon，1991；Byrne，199la等）表明，工作任务繁重，完成任务的时间太紧，班额过大，文案工作过多，任务超出教师的能力和范围等都会给教师造成过大的工作压力，形成“角色超载”现象。一项对美国教师的调查表明，一些没必要的文本工作不仅没有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有效的帮助，反而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教育教学时间。萨顿指出角色超载可能引发两种反应：①质量下降或根本不完成工作。这常常导致教师的焦虑和低自尊。②尽力去满足“角色”的要求。这可能会导致教师缺乏休息时间，身心疲惫，出现家庭问题（无暇关注家人所致）。这都极可能导致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我们的研究发现，工作量过大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直接影响虽不是很大，但却通过影响教师的职业角色定位及其个人方面的因素而间接加剧职业倦怠，因此不可掉以轻心。
　　（3）知情权与决策参与权。众多研究都发现，限制教师知情权及决策参与权会导致教师的职业倦怠。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与学校有关的各项因素当中，是否给予教师参与决策的机会与其职业倦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发现，“知情权”有明显的防止或减轻幼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的作用，其总效应系数高达一0．498（见表4）。“决策参与权”的影响力仅次于知情权（一0.3 191），也是阻碍教师职业倦怠感产生的一个积极因素。可见，增强教师在幼儿园的主人翁地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职业倦怠。
　　（4）专业发展机会.专业发展的机会与教师的职业态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Farber（1991）指出，教师在学校获得的专业发展机会少，是导致其职业倦怠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有影响的各组织因素中，专业发展机会对职业倦怠的直接影响最大（见表4）。教师享有的专业发展机会越多，其职业倦怠感相应越低。
　　（5）社会性支持。许多研究发现，缺乏必要的社会性支持也是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一个重要原因。Ei er（1985）指出，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相比，教师很少有时间与家人、朋友进行轻松的交谈；即便在同一个学校，教师之间的教学互助和合作行为也少得可怜（Goodlad，1984）。Levine（1966）和Sarason（1982）认为，教师职业实际上往往是一项“孤独的职业（lonely  profe ion）”。社会支持的缺乏与其职业倦怠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高相关（Burke＆Greengla ，1989）。
　　我们的调查也说明，“社会性支持”有消减、降低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作用。（见表4）
　　（6）待遇。待遇偏低也被认为与教师的职业倦怠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研究者（Farber，1991）指出，尽管教师的待遇在近年来不断得到提高，但与其他职业相比仍然偏低；而教师们也普遍认为自己劳动所得的报酬与家长和社会赋子教师职业的崇高使命不相称，这使教师感到非常的不平衡，从而导致了教师的职业倦怠。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待遇”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直接影响（一01.1）仅次于专业发展机会。（—0.12），表明待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待遇越差，职业倦怠越严重。
　　总之，给予教师园内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和专业发展的机会，适当减少教师的工作量，明确教师的职责为教师提供各种社会性支持，使其得到应得的待遇，都能够起到减轻和避免职业倦怠的作用。
　　4、职业因素与幼儿教师职业倦怠。
　　所谓职业因素，国外的研究主要涉及教学任务、教学情境和职业本身的要求三方面内容，认为这三个因因素都从不同的角度加大了教师的工作量。如：特教教师比普教教师容易倦怠；班额过大导致教师无法实现个别化的教学等等。尽管后者与组织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职业本身的因素决定的。
　　我们的研究把职业因素分为“教育教学情境”和“个人功用价值”（即职业对自己的功用性）两方面。结果发现，职业因素对北京市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小于社会因素和组织因素。但是，幼儿教师对该职业“个人功用价值”的认同，“教育教学情境”质量的提高，也或多或少地起着降低职业倦怠的作用。
　　 5、个人因素与幼儿教师职业倦怠。
　　所谓个人因素，指的是教师个体方面的因素，如；性格／气质类型、控制点类型以及他们的某些高级需要等等。与组织因素一样，个人因素对于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也受到了研究的普遍重视。
　　（1）性格／气质类型。Gla （1977）和林玟玟（1987）发现，职业倦怠比较容易发生在A型人格特质的个体身上。A型人格的主要特征是：具有极端的挑战性、好竞争、易急躁、理想主义、易动情、专注、奉献。尽管在这些研究都表明性格／气质类型与教师职业倦怠之间有某种特定的关系，但是这一关系尚未得到广泛的经验性证实。（Farber，1991）
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二者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性格／气质类型并不必然导致职业倦怠；职业满足感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教师的性格。
　　（2）控制点类型。在有关教师个人的因素当中，控制点类型（kinds of controllability）被认为是预测教师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普遍发现，“外控型”教师比“内控型’教师更容易倦怠（Cedoline，1982；Farber，1991a，Kyriacou，1987；Lortie，1975；McLaughlin et al.，1986）。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控制点类型”对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有直接影响：“外控型”教师的确比“内控型”教师更容易受环境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职业的倦怠感。
　　（3）满足感和价值感。研究发现，教师职业倦怠与教师的某些高级需要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包括成功需要、成就需要以及在工作中发挥自己全部潜能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其中包括自我尊重的需要和被他人看作是专业人员的需要（Anderson＆Iwanicki，1984；Malanowski＆wood，1984）。其他研究（Father，199la；Hogan＆Hogan，1982；la i＆Reu －la i，1983；Maslach，1982a；Motowidlo，Packard，Ma ing，1986）也证实，教师的自尊需要与其职业倦怠之间存在着高相关。
我们的研究发现，“满足感”是个人因素中对职业倦怠影响最大的变量，其总效应系数仅次于“知情权”、“期望”和“决策参与权”而处于第四位（见表4）。而且，“满足感”与教师个体的性格／气质类型、幼儿教师职业的个人功用价值之间还存在着较强的相互作用，表明教师在工作中体验到的满足感越多，就越倾向于认为自己适合这个工作，从而更倾向于认同该工作对于个人发展的价值，从而减少职业倦怠产生的几率。
综上，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幼儿教师的职业倦怠状况不容乐观，职业倦怠对幼儿教师的个人工作特别是生理、心理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而在对北京市幼儿教师职业倦怠有影响的各因素当中，背景性因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组织因素的影响力最强；社会因素的影响仅次于组织因素；职业因素的直接影响最高；幼儿教师个人方面的因素影响相对最小，但仍不容忽视。揭示影响幼儿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已是幼教界的当务之急 。